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蒲辅周大师生平

信息来源:郑州天方中医药心脑血管病研究院 发布于:2016-3-18 10:30:34

蒲辅周大师 

 

蒲辅周(1888—1975),现代中医学家,四川梓潼人。长期从事中医临床、教学和科研工作,精于内、妇、儿科,尤擅治热病。伤寒、温病学说熔于一炉,经方、时方合宜而施。在几次传染病流行时,他辩证论治,独辟蹊径,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,为丰富、发展中医临床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。曾任全国政协第三、四届委员。
 

蒲辅周,原名启宇,1888年1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。祖父蒲国桢,父亲蒲仲思,都是精通医道、名闻乡里的医生。蒲辅周在家居长,下有弟妹6人。全家靠父辈行医为生,家境甚清贫。蒲辅周7岁开始上私塾,11岁后在上小学同时,还由其祖父讲授医书。15岁起,在祖父潜心教授下,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。于是,白天随祖父临床侍诊,入晚苦读到深夜。他以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为基本研读之书,以《外台秘要》、《千金方》及历代诸家之书为参考之学。经3年的苦读与侍诊,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。18岁便悬壶于乡里。他牢记前人“医乃仁术”之教诲,将名字改为辅周,取辅助贫弱、周济病人之意。
1917年,蒲辅周至成都开业,数年后返回梓潼行医。1927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商会评议员。1933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第一区区长,数月后因病辞职。在此期间,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,1931年倡议成立了梓潼县“同济施医药社”。此慈善机构,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。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厂、“施棺会”、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,活人济世,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欢迎。
1936年,有感于时事日非,且不屑与地方政界同流,蒲辅周又赴成都行医。同时,在成都亦办起了“同济施医药社”,并与泰山堂订下合同,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,可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堂抓药,账记在他名下,由他定期去结算。1940年,梓潼霍乱流行,蒲辅周闻讯后,立即汇200银元和处方一张,要他弟弟们将治疗霍乱的药方抄录后四处张贴,广为宣传;把所汇银元买成药品,半价发售,贫穷的分文不取。1945年,成都麻疹流行,蒲辅周常涉水到御河边和城郊劳动人民聚居区,为他们免费诊治。
1955年,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,蒲辅周奉命调京工作。进京前,他回梓潼,为群众挂牌义诊3日,每天黎明即起,一直诊病到掌灯时分。抵京后,他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工作。1956年参加农工民主党。1960年任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内科主任,196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,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,并曾任全国政协第三、四届常委,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,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,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,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务。
 
1975年4月29日逝世于北京。
 
 
蒲辅周,初习儒,后因经济原因而辍学,改从祖父习医,十八岁时即悬壶应业。后又深入钻研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温病条辨》、《温热经纬》等著作。医术益精,名噪一时。后迁成都行医,并于1965年参加“同济施医药社”,施医发药济贫,于温病、妇科病证尤有研究。
1956年,中医研究院甫成立,即应聘到该院任职,尝任该院副院长之职。曾以其医术挽救甚多温病包括乙型脑炎等传染病患者。对若干内、妇科疑难杂证,亦颇有治验。其治病主张灵活辨证,反对泥古不化。其著作有《蒲辅周医案》、《蒲辅周医疗经验》、《流行性乙型脑炎》、《中医对几种妇女病的治疗法》、《中医对几种传染病的辨证论治》等多种。

治学严谨
蒲辅周是一临床大家。在他70多年的医疗生涯中,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,始终精研医理,博览兼收,治学严谨,精益求精。
从青年时期起,蒲辅周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,不论春夏秋冬,几十年不变。调到北京时,他已年近古稀,享有盛名,但他坚持阅读的习惯不变。除了从书本学习外,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。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、百损丸和治肺结核吐血经验方等,皆得自其他老中医口授;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“九子地黄丸”,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。
为验证书本知识,蒲辅周还勇于实践。如早年对“十八反”产生疑问,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4两,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,放置半天后,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,狗吃后无异常反应,自己又亲口服用,仍安然无恙,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“反”。他也曾将海藻、甘草同服,经多次实验,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,用于临床,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。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,服后虽反应剧烈,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。
蒲辅周认为,学无止境,学习必须持之以恒。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,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、学到老的恒心,是不易掌握的。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,无论篇幅大小,都坚持逐章逐节、逐字逐句地细读,而且反复地读。蒲辅周说,每读一遍,皆有新的启发,只有细细琢磨,才能举一反三。病有万端,药有万变,只有刻苦学习,才能把病看好。
蒲辅周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,从不文过饰非。他早年在家乡行医,且已享有盛誉,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,他便毅然停诊3年,闭门读书,反思自己的不足。期间,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人编著的《皇汉医学》一书抄毕读完,并感慨地说:“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,中国人岂甘自卑”!其严于自律的精神,于此可见一斑。他为自己行为定下了3条准则:其一,好读书,必求甚解。见重点,作好笔记,加深记忆;有疑义,则反复查证,务求明辨。其二,谨授课,必有准备。讲原文则主题明确,论之有据;作分析则深入浅出,引人入胜。其三,慎临证,必不粗疏。问病情,则详察体认,明其所因;辨证治则胆大心细,伏其所主。他这种从严要求的治学精神,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,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。如在一次为一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,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,胸腹痞满,已3日不大便,脉沉数,苔黄腻,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。而蒲辅周却认为,虽胸腹痞满,但痞满而不坚,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,苔厚腻而非老黄,所以不需用下法,大便会自行排出。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,意见渐趋一致时,护士来报告,说患者已下溏粪。他认证之准确,令同仁叹服。
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,也严格要求学生。他在北京工作时,在周总理的关怀下,为他配备了几名学生。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,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,还有中医院校毕业生。对学生他都精心培养,倍加爱护。在学术上,则因材施教,按照学生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。他要求学生多读书,多看病。凡规定学生看的书,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。他说:“学问,必须是学而问”。临证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、处方用药,他再修改补定。
 
阐发经义
蒲辅周是富有经验的临床医学家,又是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中医理论家。他认为,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,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等典籍,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,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。他对《内经》和《伤寒论》有精深的研究,在继承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的理论基础上,对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发,体现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风范。
如对“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”和“冬不藏精,春必病温”的经义,摆脱了一般学者从伏气论的观点所作的解释(即冬日受了寒邪,邪气伏藏于体内,到春天发为温病),而是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,冬失因藏和冬病伤寒之人,其正气必虚,春天邪气所凑,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温病,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,整个冬天伏藏于体内而到春天才发病。 又如对“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”的看法,他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阴阳,何者为阳有余?何者为阴不足?且阴平阳秘,精神乃治,一有偏胜,则必为病,岂可能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,而人不为病的?所以人体之阳,不是火有余而是水不足,这就是王冰“壮水之主以制阳光,益火之源以消阴翳”的本意。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说后影响医界数百年,直至明代张介宾提出“阳非有余,阴常不足”,才将朱丹溪的影响纠正过来。反映了蒲辅周继承前贤学术,博学广思,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。对《医林改错》及作者,蒲辅周的评价是:“王清任先生苦心于医药,积有心得,值得学习和尊敬。但仅观察数十具不完整的尸体,而确定古人是非,殊属自矜太过,其图证之现代解剖亦有未合……”。他对王清任的评价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,但也是他学习前人经验并不盲从的一例。
对中医治疗大法的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温、清、消、补八法,蒲辅周认为,八法的具体应用应掌握分寸,若当用而不用是为失治,不当用而用是为误治,但也有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,结果病情未得改善。蒲辅周从《伤寒论》桂枝汤下载“温覆令一时许,遍身??,微似有汗者益佳,不可令如水流漓,病必不除”悟出,八法之应用,应达到汗而勿伤,下而勿损,和而勿泛,吐而勿缓,温而勿燥,寒而勿凝,消而勿伐,补而勿滞的境界。比如补法,他认为,补法用于虚证,能补不足,促使患者康复。但虚有因虚而病,有因病而虚;有渐虚,有顿虚,还有先天、后天之别;又有阴阳、气血、津液之分;五脏又各有虚证,所以要有多种补剂,针对使用。漫补达不到效果,补药堆积也难达到效果,甚至导致胸腹胀满,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,总结出了“气以通为补,血以和为补”的指导原则。

 
精通医理
蒲辅周一生临证近70年,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。对于内科疾病,他认为,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。他治内科,在遵崇仲景学说同时,并采撷历代各家学派之长,如刘河间之寒凉,张子和之攻下,李东垣之温阳,朱丹溪之滋阴,融众长于一炉,以补仲景之未备,开后学之法门。因此他能集思广益,出奇制胜。他平素所治内科病例,大多是应邀会诊,故多疑难杂症,要取得显效殊属不易。但由于他医理精通,经验丰富和善于辨证论治,每能得心应手。
蒲辅周治疗外感热病,尤见独到。临床所见外感热病,属中医伤寒、温病范畴。自明清温病学说形成,即有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论争。对于两者的关系,蒲辅周认为,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,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,应当互为充实。伤寒与温病是始异(伤寒是寒邪侵犯太阳经,温病是温邪首先犯卫),中同(寒邪入里化热,证属阳明,治以白虎、承气,温病顺传气分,治亦以白虎、承气),终异(伤寒传入三阴,治宜温补,温病入营血,灼伤津液,治宜清润)。伤寒治以发汗解表,温病治宜透达取汗,两者均需顾及津液。这些心得和认识,使他在温病学术上多所建树,特别在指导治流行性乙型脑炎方面更多贡献。
蒲辅周不仅精通内科,妇儿科亦为所长。他认为妇儿科与内科,只有见证的异同,而无本质的区别。由于妇、儿的生理、病理特性,妇女有经、带、胎、产,儿童有麻、痘、惊、疳,其余疾病基本与内科相同,因此,他在精于辨证的基础上,在妇儿科诊治上也有独到之处。
对于妇科,他以调理气血为主,以舒肝和脾为枢机,运用寒则温之,热则清之,虚则补之,瘀则消之的大法,临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。
对于儿科病,蒲辅周特别强调小儿的生理特点。认为小儿属稚阴稚阳,非纯阳之体,易虚易实,易寒易热,必须认真运用四诊的诊察手段,平脉息,察指纹,望面色,审苗窍,听声音,观动作,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诊断,并注意稚阴稚阳之体不任攻伐。儿童无七情内伤症,但腠理不密,易感风寒咳嗽及急性烈性传染病,肠胃脆弱,易得伤食伤冷之症。蒲辅周诊治的儿科疾病均为危重急症,其救治之成功更体现了他在四诊方面娴熟的技术,其判断之准确,用药之精当,足堪儿科医效法。
 
注意时令气候
蒲辅周强调,治病“必先岁气,毋伐天和”,认为各种不同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,因此要注意自然气候和季节等对疾病发生、发展和转归的影响。
如麻疹病,多发于春季,但其他三季也有发生,见症有所不同,治法亦有同有异,所同者,宜宣透;所异者,宜根据季节时令之暑湿燥寒而酌增苦辛或苦辛微温之品。1945年近立秋,成都小儿麻疹流行。当时大雨连绵,街巷积水,病儿麻疹隐伏于皮下,医生用宣透无功。蒲辅周联系到其时多雨,热从湿化,因而用通阳利湿法,俾湿开热越,疹毒豁然而出,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。同道用之,亦皆应手。
1956年,石家庄市曾流行乙型脑炎,用清热解毒、养阴法治疗,治愈率达90%以上,而次年北京流行此病时,用上述方法效果不显。蒲辅周从临床实践中发现,北京多年阴雨连绵,湿热交蒸,因此属暑湿偏盛,遂用杏仁滑石汤、三仁汤等化裁,通阳利湿,收到了良好效果。蒲辅周在总结经验时说:“在这一次实践中体会到:由于气候的影响,今年的患者在诱因上多有暑湿并重的现象,个别的还有一些变症,我们在治疗脑炎过程中,随时都要注意到这一些”。
在对内伤杂病治疗中,他亦注意气候的影响,适当加入相应时令药,如其治周期性发热,就按季节灵活处方用药,暑天选用四妙丸加茵陈、青蒿、木瓜、荷叶等清热利湿,入秋后用五积散合四妙丸加味,祛寒除湿,以提高疗效。为配合季节,还注意用药的剂型。1963年治金某心气虚痛(冠心病)一例,即冬用膏、夏用散,以与季节相适应,既考虑到疗效,亦方便了病人。
 
强调治病求本
治病必求其本是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。蒲辅周对此深有研究,并对在辨证求本过程中应注意处理的几个关系作了阐述:
一是邪正关系。他认为从邪正关系上来看,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,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”,邪气为标,正气为本。人类疾病的发生、发展和转归的过程,正是邪正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。因此,在治病过程中,要注意患者的正气情况,掌握扶正祛邪、祛邪养正的辨证关系。若只见病,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,则失去治病求本的意义。例如他曾治一急性肝炎患者,前面治疗的医生均只注意肝炎为病毒感染这个外邪的一面,以致中阳更伤,饮食日减,便溏完谷不化,神疲肢倦,月余卧床不起。蒲辅周治以香砂理中汤加吴茱萸、草果健运脾胃,扶正祛邪,患者很快康复。
二是病因和症状的关系。他认为,疾病的病因是本,症状是标,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,对因治疗,才能达到痊愈的目的。如他曾治一尿闭和一尿失禁的两个患者,从症状看,两人是完全不同,但从病因病机分析,却都是中气虚弱,一是中气不摄以致尿液失禁,一是中气不运,尿闭不通。因此都从中气虚弱治,处以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愈,而不是见失禁就固涩,见尿闭就通利,此即中医异病同治之义。又如两心悸患者,虽主症均为心悸,但一例心悸而伴头晕,恶心、有痰、便溏,苔中心黄腻,脉滑,为痰湿夹胆火上扰心主之实证,便溏是脾弱之象,治宜先以温胆汤加味化痰湿,兼清胆热,加用资生丸兼调脾胃而愈;另一例心悸伴有出冷汗,下肢浮肿,大便溏,严重时出现心房纤颤,则属心气不足,兼有脾湿,偏虚证,治宜补益心气,温脾理痰,治疗亦以温胆汤化裁,但以党参易竹茹,随症加减而收效,明辨标本,治本而愈。
此外,在治病求本同时,蒲辅周十分强调治病必先察脾胃之强弱。他认为外感病须助胃气,内伤病尤须重视胃气,因为卫气来源于中焦,胃气强者,卫气始固,玉屏风散用白术即本于此。因此,蒲辅周每将调理脾胃作为外感病恢复期的治疗关键。而脾胃为后天之本,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,胃气受戕则内伤难复,所以治疗内伤时亦必须时刻不忘胃气这一根本的原则,在蒲辅周临床中是不胜枚举的,例如他对一例久治不愈中阳衰弱低热患者的治疗,处以升阳益胃汤,每日煮取15克,获效甚速;而他治另一例寒湿痹症后期邪却正伤患者用建中汤调和营卫、温中补虚,后以薯蓣丸收功而愈。他说“辨证论治要审病求因,分析邪正相争不同时机,因势利导,邪去正安,扶正祛邪。病后调理,应重视胃气。胃为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,脾胃健强,气血充足则康复矣”。
蒲辅周调理脾胃,既取法于李东垣之升脾阳,又效法于叶天士而保胃阴,升降润燥,权宜而施,融李东垣和叶天士之长,用补中益气汤和益胃汤加减,亦常用补益资生丸,既避免参苓白术散之补而壅滞,亦无香砂枳实丸消导香燥之弊。
蒲辅周医术精湛,医德高尚,理论渊博,为千万患者解除了病痛,为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,周恩来总理称赞他“高明的医生,又懂辩证法”,实为当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家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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